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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与《法制日报》的情缘

浏览:次 / 来源:法制日报 / 发布日期:2020-06-20
□ 法制日报创刊40周年征文·我与法制日报

□ 任继兵

欣闻《法制日报》开展征文活动喜迎四十岁生日,我的心情格外高兴。古人云: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。《法制日报》的四十年,值得祝贺,更值得回忆。《法制日报》创刊时的1980年,恰是我走进公安队伍的第四年,之后,我就与《法制日报》越走越近,感情也越来越深。

1976年3月,当了6年兵的我,退伍到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古城派出所担任外勤民警。1982年,我升任老山派出所副所长。1985年7月,我到北京第二人民警察学校脱产上学。1987年9月,我被任命为石景山分局秘书室副主任,主管调研和公安外宣工作。从那时起,我与在京的媒体记者成了好朋友。那时,我还是刚三十出头的小伙子,一方面尽职尽责做好公安调研工作;另一方面风风火火抢写公安新闻稿件。说实话,能在《法制日报》上刊发一篇稿件,哪怕是邮票小型张那么大的一个消息,都相当艰难。我们分局的主要领导就曾“悬赏”,若在《人民日报》和《法制日报》上刊登稿件,年底可以直接嘉奖,稿件有分量的可以荣立个人三等功。《法制日报》负责联系公安系统的记者那日苏老师得知后,鼓励我:“这样的好事,咱不能落空。”后来,我写的新闻稿,通过那老师传递、修改,在《法制日报》上刊登了,一篇、两篇、三篇……那一年年底,分局领导真的对我这个主管外宣的秘书室副主任给予了嘉奖。那日苏老师那份质朴、贴心的情谊让我至今难忘。

1991年年底,我被任命为石景山分局办公室主任,是当时北京公安系统里比较年轻的办公室主任。除了我调研工作抓得好之外,与我主管公安外宣工作取得的成绩,有很大关系。这自然也与报社的编辑、记者悉心帮助密不可分。1992年6月初,我试着写公安题材的小小说。经过5次修改,6100字的小小说《情》脱稿。当时,正赶上《法制日报》举办全国第四届报纸副刊“505杯”好作品征文,我问那老师:“发还是不发?”那老师毫不犹豫地说了八个字:“既然写了,干嘛不发。”就这样,在那老师的鼓励下,我壮着胆子,把小小说《情》寄给了《法制日报》副刊。大约一个星期之后,我接到一个电话,是《法制日报》副刊李芮老师打来的,大概意思是,看了我写的小小说《情》,觉得改一改可以见报,只是因为时间有些紧,就不再退稿让我改了,李老师自己改,之后,也不再征求我的意见了,可能删的会多一点,请我见谅。当时,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,一个劲地说:“谢谢李老师。”1992年8月28日《法制日报》第三版《华表》栏目第450期,刊登了我的那篇小小说,题目改成了《情难言》,字数由6100字压缩到1700字。原稿中破案及两首小诗的情节被删掉了,这让故事更加紧凑,突出表达了主人公情难言的心理活动。我想感谢李老师,可当时接李老师的电话时忘了留下电话号码。《情难言》见报了,我与《法制日报》的情愈加深厚。李芮老师和我素不相识,可编辑和作者的那份情,那种笔中缘,那种认真、敬业、一丝不苟的精神,久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,也因为我的疏忽,没能好好感谢李芮老师,至今令我十分遗憾。

2019年,法制日报社与中华全国法制新闻协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“全国法治书画摄影展暨司法行政干警书画摄影大赛”和“法治文化与法治中国论坛征文”活动,我当时已退休多年,但一看是法制日报社主办,仍情不自禁拿起了笔,完成了小文《大力加强公安文化建设,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》。这篇文章被组委会评为论文三等奖,我还应邀到政协礼堂参加了颁奖仪式。

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,依然没有阻断我与《法制日报》的情缘,我写了三首关于警察的小诗,投到《法制日报》社区版,虽然未被采用,但心里总把《法制日报》当作自己的娘家,只要有活动,就要踊跃参加;只要有机会,就要回家看看。

真的,我把《法制日报》当作自己的亲人,所以,我与《法制日报》的情缘就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……

(作者系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退休民警)  

征文投稿邮箱:zhengwen40@163.com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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